1.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3-31中国社会科学网
近年来，完善全球治理的呼声日渐高涨。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流行，使全球治理遭受严重冲击，更加凸显了现有治理体系的短板。后疫情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国际社会必须共同努力，携手改善全球治理。在此过程中，中国无法缺席也不能缺席。正如习近平主席1月25日在“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所承诺的，“我们将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同各国一道，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全球治理面临重要课题
新冠肺炎疫情就像一次压力测试，让人们看到了当今世界矛盾对立的一面：全球化与反全球化、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开放包容与封闭排他、协商合作与冲突对抗……具体到全球治理领域，本已“床头屋漏”，又逢“连夜大雨”，不适应、不匹配的问题随着疫情暴发更加凸显。后疫情时代的全球治理正处于艰难的调整期和重塑期，我们要重点解决好以下课题。
需求侧上涨。全球治理的需求侧，突出的表现是新老问题集中出现。疫情之下，不少国家实行隔离限制措施甚至关闭国界，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难度增大，世界经济陷入深度衰退。非传统安全领域，气候变化、网络安全、公共卫生、难民危机等挑战，也都催生了对于全球治理的迫切需要。联合国1月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肆虐的情况下，全球民众短期内首要愿望是能够改善医疗、教育、饮用水和卫生条件等基本服务，97%的受访者认为，国际合作对于应对全球挑战非常重要。
供给侧乏力。西方国家大都受到国内治理的掣肘，对参与全球治理的意愿下降。疫情进一步暴露出全球治理的功能性失调：国际组织受到质疑，自由秩序被创造者破坏。例如，联合国安理会经过三个月的审议，在感染病例已经高达上千万的情况下，才就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第2532号决议达成一致。世界卫生组织受到的冲击更为直接，特朗普政府甚至直接退出了该组织。全球治理的“赤字缺口”可见一斑。
公正性缺失。二战以来，全球治理基本是“西方治理”。过去数十年，国际经济力量对比深刻演变，而全球治理体系未能反映新格局，缺乏代表性和包容性。公平问题日益突出，南北差距有待弥合，可持续发展事业面临严峻挑战。疫情之下，南北发展差距面临扩大甚至固化风险。以新冠疫苗为例，据估计，全球疫苗需求为100亿剂，而中短期内疫苗产能有限、缺口过大，且分配上“贫富不均”，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将难以满足。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人类的未来有赖于团结合作，他呼吁通过“新社会契约”和“全球新政”，着力减少不平等和不公正。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早日重迎放心握手与拥抱的时光。
协作性减弱。大国本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但在此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由于意识形态、现实利益、国内政治等因素，国际合作困难重重，脱钩、断供、制裁屡屡上演。正如英国前首相布朗所言：“在国际层面，对这场全球危机的应对是史无前例地糟糕。”“我们没有看到货币和财政政策上的合作，各国未能在全球健康事务上团结起来，而是充斥着民族主义、保护主义、仇外主义和孤立主义”。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李·豪威尔也表示，2021年将是全球“重建信任的关键年”。世界正处于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关键阶段，全球协调、公私合作和地方合作尤显重要。
稳定性减少。基本可以确定的是，与新冠病毒的对抗在世界范围内是一场长期斗争。“2021年的重大问题是：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来抓住这个机会？”“我们是否已经采取步骤为下一次撼动世界的大流行做好了准备？”答案并不明确。德国《焦点》周刊网站曾载文认为，2021年将特别难以预测，因为尚不清楚疫情变化、经济发展和地缘政治将如何相互影响。德意志银行对国际管理人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近40%的调查参与者担心病毒突变。还有人担心，疫情只是未来10年可能席卷全球变革的预演。面对种种的不确定性，我们没有时间纸上谈兵，只能尽快行动起来。
中国助力全球治理不断完善
2021年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也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周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机会越来越多，外界的期待也越来越大。
以共建“一带一路”为抓手，参与全球发展治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后疫情时代，全球经济仍将面临很大困难。经合组织预测，到2021年底，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总损失将达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和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总和。专家普遍认为，2021年全球经济复苏面临失业增加、增长动力不足、贫困化加剧三大挑战。2021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主题定为“大重构”。在此背景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给予更高期待。日本经济新闻社汇总的调查数据显示，在35名受访的经济学家中，有26人预测中国经济2021年增速会高于8%。法新社称，“中国似乎成为人们期待的世界经济复苏晴雨表”。俄罗斯“专家”网称，“就像13年前全球金融危机时期一样，中国这次也扮演着世界经济发动机的角色”。
外界对中国之所以有如此信心，共建“一带一路”发挥了重要作用。疫情之下，“一带一路”逆势前行，交出亮丽成绩单，既展现了应对风险的韧性，也为合作伙伴抗疫情、稳经济、促发展搭建了平台，展示了强大生命力和影响力。在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将积极参与全球经贸规则制定，继续推动全球发展治理。
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为抓手，参与全球减贫事业。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把“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确定为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但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减贫事业造成巨大冲击。《2021年全球人道主义状况概览》显示，今年的资金需求量增加到390亿美元，而这笔资金只能为4.41亿需要帮助的人中的2.65亿人提供援助。世界银行估计，到2021年，全世界40%的人口将生活在每天5.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以下，另有1.5亿人将陷入极端贫困。
中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2020年，中国克服严峻挑战，如期消除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对世界减贫贡献率超过70%。中国还力所能及地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消除贫困。2020年以来，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参加“消除贫困联盟”，积极主张和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2021年，中国还将举办数字减贫研讨会，发挥数字技术优势，助力亚太地区消除贫困事业。
以抗疫国际合作为抓手，参与全球卫生治理。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特别是流行病治理，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此次疫情的全球性暴发，使完善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日益凸显。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提醒说，疫苗研发进展使人们开始看到“隧道尽头的光芒”，但要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这次危机中，中国为构筑全球抗疫“防火墙”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截至2021年1月2日，中国向150多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提供抗疫援助；向34个国家派出36支医疗专家组；向各国提供2200多亿只口罩、22.5亿件防护服、10亿份检测试剂盒；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最早承诺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多个国家许可中国新冠疫苗的上市或紧急使用，印尼、埃及、土耳其、塞尔维亚、约旦等多国领导人选择中国新冠疫苗获得对新冠病毒的免疫能力……可以预见，随着中外抗疫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中国在卫生治理领域的“用武之地”也将越来越大。
以文明交流互鉴为抓手，参与全球文化治理。深化文明互鉴，推动各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可以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牢根基、注入动力。但在这个问题上，总是有人鼓噪所谓“文明优越论”“文明冲突论”，甚至将其作为打压他国的借口和工具。疫情的暴发再次提醒人们，要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坚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才能实现全球治理的共商共建共享。在这方面，中国不断进行探索。2017年4月，中国与希腊共同发起了“古国文明论坛”，十个参与国相聚一堂，向世界发出了明确信息，即文明是多样的，相互之间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2019年5月，中国又主办了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来自亚洲47个国家等的1000多位代表聚焦“亚洲文明交流互鉴与命运共同体”主题，共商亚洲文明发展之道，共话亚洲合作共赢大计。
以构筑综合安全为抓手，参与全球安全治理。和平与安全是人类最持久的夙愿。然而，近年来，生物安全、网络攻击、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上升，与军控等传统安全热点问题交织。新冠肺炎疫情并没有改变世界上业已存在的战乱地区的动荡和冲突，甚至部分地区的军事冲突形势更加紧张。据统计，2020年全球49个国家出现了大规模抗议、骚乱，甚至暴力冲突。
可见，后疫情时代，各国安全相互关联、彼此影响，安全问题联动性、跨国性、多样性将更加突出，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正因为如此，中国始终做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坚定力量。中国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各国努力走出共建、共享、共赢、共护的安全新路。
以推动绿色发展为抓手，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新冠肺炎疫情触发了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岁末年初，多个机构在预测2021年“风险点”时，均把“气候变化”推到靠前位置。例如，欧亚集团就把气候问题排在十大风险点第三位。《2021年全球风险报告》提出，从未来十年风险的发生概率和影响来看，环境风险仍是首要问题。《自然》杂志刊文称，2021年似乎将是对抗气候变化的关键一年。在2021年11月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变化大会之前，国际社会如何利用中国、日本、韩国和欧盟等强大经济体宣布的实现碳中立的步骤达成一项协议，并如何将协议转化为承诺……这些都有待观望。
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重信守诺、言出必行。多年来，中国一直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首批缔约国，并为达成《京都议定书》《巴黎协定》及其实施细则作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气候雄心峰会上通过视频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一系列新举措。
展望后疫情时代，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过程必然也会遭遇各种挑战。我们需要量力而行、顺势而为。“寒冬阻挡不了春天的脚步，黑夜遮蔽不住黎明的曙光。”我们今天所作的每一个抉择、采取的每一项行动，都将决定全球治理的未来。我们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迈进！
（作者系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传播中心主任、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特聘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11日第2123期 作者：孙敬鑫
原标题：《中国参与后疫情时代全球治理的路径选择》
2.《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与美欧对华政策协调的前景
文章来源：2021.4.6.转载自商务部网站---2021-03-26 23:10 《当代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2020年12月30日达成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简称《协定》）是中国和欧盟谈判完成的一个有深度、高水平的投资协定。《协定》谈判的完成显示了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决心和信心，有助于推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完善市场资源配置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协定》对促进中欧关系持续深入发展，维护中国改革、发展的外部大环境，推动全球化、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等均有重要意义。
目前，国内和国际学界对《协定》谈判进程、内容和影响的分析较多，但以美欧协调为背景进行探讨则相对较少。《协定》谈判一直存在两个背景：美欧不断加强协调来应对中国崛起；欧洲通过与中国务实合作来寻求战略自主。随着《协定》谈判完成，其对美欧涉华政策协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面临什么样的前景，值得深入探讨。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谈判历程
中国与多个欧洲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多数是在20世纪80至90年代完成的。本次谈判达成的《协定》相较于之前中国与欧盟各成员国分别签订的协定标准更高，涉及市场准入、透明度、劳工待遇、环境、投资仲裁等多个方面，其中，市场准入是谈判的重头。
在2012年2月举行的第十五次中欧领导人会晤上，双方重申致力于尽早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促进和便利双向投资，创造增长和就业机会。在同时举行的第七届中欧工商峰会上，中方强调：“促进双向投资合作。尽快启动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为双方投资便利化提供制度保障，增强投资者信心。中方欢迎欧盟企业到中国投资兴业，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准入，实行稳定透明、公平竞争的政府采购政策，及时解决欧方企业的合理关切。希望欧方保持市场开放”。2013年5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中欧投资关系影响的评估报告，建议欧洲理事会作出决定，授权启动《协定》谈判。10月，欧洲理事会通过了欧盟委员会的谈判授权，并于11月在第十六次中欧领导人会晤时宣布启动谈判。至此，中欧关于投资协定谈判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双方第一轮谈判于2014年1月举行。
欧盟之所以启动与中国的投资协定谈判，一是因为双方投资政策都有了新发展，原有的双边投资协定在范围上差别很大，而且都只涉及对投资进入后的保护，而没有市场准入等内容；二是2009年《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盟获得了外国直接投资专属权，要签订新的投资协定以取代中国同欧盟成员国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欧盟谈判的主要目标是：为中国和欧盟投资者进入对方市场提供新机会；应对监管环境的挑战，主要是投资透明度、许可和授权程序等；为欧盟在华投资者和中国在欧盟投资者的待遇建立保障，包括防止不公平待遇和非法歧视，不受阻碍地转移与投资有关的资本；确保公平竞争的环境；通过鼓励负责任的投资、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劳工工资标准等来支持可持续发展倡议；承诺建立缔约方和投资者可利用的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有效执行。
2016年，中欧双方就投资协定涉及的范围达成协议后，继续进行具体的文本谈判。2018年后中欧双方开展了密集谈判，先后就市场准入条件以及相关的金融服务、资本转移、国民待遇相关承诺、争端解决、投资可持续发展、公平竞争、强制技术转移、国有企业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并最终在2020年12月30日宣布就所有谈判内容达成一致，《协定》有望在2022年正式签署。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受到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中美欧三边关系日趋复杂。中国成为三边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个变量，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综合国力迅速上升而美欧则处于实力相对下降的态势，“东升西降”牵动了国际关系的复杂变化和国际秩序的潜在变动。
美国仍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世界头号强国，并将中国崛起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最大威胁。奥巴马执政时期，美国采取“亚太再平衡”战略，积极应对中国崛起；特朗普执政时期，奉行“美国优先”政策，对中国采取“规锁”政策和极限施压政策，全方位遏制中国发展，极力推动中美技术“脱钩”甚至威胁发动对华“新冷战”。美国的对华政策使得中美关系断崖式下滑，中美在全球层面的博弈已经清晰呈现，并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
与此同时，中欧关系也经历一系列变化。以2019年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中国：战略展望》为标志，欧盟对华政策除了突出双方合作的重要性外，也强调双边关系中的矛盾和竞争，提出中国在不同的政策领域发挥着不一样的作用，既是欧盟实现重要目标的合作伙伴，也是欧盟需要寻求利益平衡的谈判伙伴；既是追求技术领先地位的经济竞争者，也是推动另类治理模式的体系性对手。这就要求欧盟采取灵活务实的做法，有原则地捍卫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欧盟与中国接触的工具和方式也应根据重要问题和政策加以区分。
基于上述背景，为应对中国崛起和快速提升的全球影响力，美欧加快对表，不约而同地将中国列为战略竞争者、体系或制度性对手，以及一些关键性安全领域（如信息安全、科技安全等）的首要或重要威胁，将价值观、“中国威胁”问题纳入跨大西洋安全议程。美欧舆论场也在毒化与中国民间交往的氛围，不断炒作“中国威胁论”并严防和阻止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2020年6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建议启动跨大西洋对华政策对话，得到美国的积极回应。2020年10月，博雷利和时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通过电话会晤，讨论了在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中一系列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尤其是中国问题。会晤期间，欧盟对外行动署和美国国务院就中国问题展开了双边对话。
然而，欧美并不是“铁板一块”，双方在对华政策上仍存在不少分歧。2020年6月，博雷利在与蓬佩奥的会晤中表示，欧盟和美国应该就中国带来的“挑战”加强合作，但是美国的单边主义外交政策造成美欧双方没有协商，有时甚至对欧盟利益造成伤害。12月，欧盟委员会出台《欧盟—美国：全球变局下的跨大西洋新议程》，突出强调美欧应如何在一系列全球性问题上开展合作，维护多边秩序和规则，展现出欧盟既想维护价值观共同体，又在对华合作上留有余地，以更好地推动多边主义。可见，欧盟虽然在应对中国崛起方面与美国有共同目标，但又反感美方的单边主义做法。欧盟希望通过多边机制和规则来应对中国崛起。
在此背景下，中欧从2014年开始的《协定》谈判，就被视为跨大西洋两岸推动战略互信、共同应对中国的一个风向标。在《协定》谈判加速后，美国以跨大西洋合作为诱饵，期盼欧盟不要与中国签署协定。2020年12月21日，拜登提名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推特上称，“拜登政府欢迎与欧洲伙伴尽早就双方对中国经济活动的共同关切展开磋商，讨论我们对中国经济行为的共同担忧。”12月28日，拜登还亲自上阵，呼吁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建立更强大的对华联盟，并称“在我们与中国竞争并追究中国政府在贸易、技术、人权和其他方面的侵权行为时，建立由志同道合的伙伴及盟友组成的联盟会使我们的立场将更加坚定”。可见，《协定》已成为检视中美欧三边关系的重要风向标，其谈判进程与跨大西洋合作进程紧密相关，表明了欧美对华政策的共识与分歧，反衬出跨大西洋双方对华合作的前景。
美欧在经贸领域多个方面的诉求是一致的，即《协定》的部分内容也是美国想要的，这主要体现在：要求中国改善市场准入和推动贸易对等互惠、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杜绝强制技术转移、禁止高科技和信息技术窃取或间谍行为、改革国有企业等。与此同时，《协定》也反映出欧美的分歧，核心问题是欧美能否“同步受益”。美方认为，欧洲率先与中国达成《协定》，就意味着美国在中国市场面临损失，因为欧美不能同步受益，就面临在利益面前被中国“分而治之”的风险，并且可能由于缺乏团结丧失更多对华要价权。
欧盟自主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背景和原因
2020年12月30日，在德法等国的推动下，欧盟最终正式宣布与中国完成投资协定谈判。欧盟之所以撇开美国自主推进《协定》谈判，与其政策传统和利益考量密切相关。
一是美欧对华政策及应对方式存在分歧，促使欧洲寻求走自己的路。美欧对华政策协调一直存在，双方多次探讨对华合作和竞争问题。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始于2001年，最初以非官方层面的接触为主，主要是美国史汀生中心与德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组织美欧中国问题、东亚问题、跨大西洋关系等领域的专家进行交流。但这一对话机制时常被美国外交政策所干扰，特别是“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外交政策重点改变使其暂时停摆。到2005年时，美欧因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上态度不一致,在非官方对话机制的基础上，正式开启由官方主导的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2005年5月，时任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索拉纳访问华盛顿，期间与时任美国国务卿赖斯举行会晤，这被认为是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正式启动的标志。同年11月，美欧再次举行关于中国和亚洲问题的战略对话。然而，随着欧盟对华军售问题的搁置，美国外交重点转向中东地区，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逐渐被置于非官方层面且不是十分活跃。
跨大西洋涉华对话机制时断时续，主要是因为美欧在应对中国崛起时的方式和利益考量不同，双方的立场有相似的地方，但也存在很大差异。许多美国学者和决策者认为中国是美国未来的首要竞争对手，必须加以遏制。欧盟及多个成员国并不认为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必然会与西方利益发生冲突，只要中国融入国际规则体系，仍然可以与之共处并实现共赢。美国对中国的政策经历接触、对冲和遏制的演变，并最终强调对抗，美国希望看到一个实力永远不对自身构成威胁的中国。欧盟则一直在追求同中国的全面接触与合作。欧洲期待中国成为一个逐渐融入国际规则体系的负责任行为体和多边主义的支持者。在应对中国崛起的方法上，欧洲仍坚持接触与合作为主，与中国开展紧密经济合作是历届欧盟机构领导人不变的原则，这就是欧盟自主推进《协定》谈判的重要历史背景。
二是利益考量推动欧盟寻求与中国加速合作。尽管美国也是欧盟的重要贸易伙伴，但美国很多单边主义做法让欧洲认识到必须以自己的方式维护自身利益。多年来，中国都是仅次于美国的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2020年，中国更是超过美国，成为欧盟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以货物贸易计算），中国日益成长的市场是欧盟难以放弃的。美欧围绕中国市场的利益争夺一直存在，尤其是在中国的市场准入问题上，牵涉利益众多，不易调和。2020年初，中美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为美国企业创造了中国市场准入方面的优惠。但在欧盟看来，该协议是对欧洲企业在华利益的实质性损害并且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由此推动世界贸易组织审查中美达成协议的行为是否违反相关规定。更让欧盟恼火的是，美国甩开欧洲单独与中国达成协议的做法，是典型的单边主义和利己主义。在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TTIP）谈判难以继续的背景下，德国等大国和欧洲大多数大型跨国公司都支持《协定》，认为这是获得先机以及弥补损失的好办法。
三是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对中国和欧洲造成冲击，使欧洲认识到同中国开展深度合作是一种务实可靠的选择。中美和欧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早已启动，并且中国和欧盟都不约而同地把美国作为经贸合作谈判和突破的重点。在美国的牵引下，中欧、中美达成协定的动力均不足。但特朗普上台后，其单边主义立场和“美国优先”政策使美欧关系出现严重裂痕，美欧贸易战导致跨大西洋战略互信降到历史低点。美国毫不犹豫地将欧洲视为贸易竞争对手，并将其受保护的市场视为对美国利益的挑战。欧盟不得不在2016年临时终止同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议谈判。
中美投资协定（BIT）谈判于2008年启动，在2012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又重启。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会晤期间承诺，中国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方式同美国开展投资协定谈判。中美双方在2016年底于华盛顿完成第31轮磋商。然而，这一切努力在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回归原点。2020年1月，中美在华盛顿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虽涉及部分投资规范，但无法逆转中美经济关系的倒退。
特朗普政府对中欧均发起贸易战，促使中欧双方重启并加速已经搁置的《协定》谈判。对欧洲而言，中国市场机遇以及自身战略自主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且美国在很多领域已不再是可靠的合作伙伴；对中国而言，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中国对发达国家市场的合作应聚焦欧盟。中欧与美国的投资协定谈判通道均被“堵住”，因而中欧双方下决心加速《协定》谈判。“美国优先”和跨大西洋关系协调关键时刻缺位成为《协定》谈判取得快速进展的重要外部推力。中美和欧美经贸关系不进则退，而中欧经贸关系则在逆势中求变。
总而言之，欧盟自主选择同中国加速推进《协定》谈判，显示出欧盟追求自身利益和战略自主的努力，也表明了欧盟对华外交有自身的方式和利益取向，并非与美国完全一致。
《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对跨大西洋关系协调的影响
《协定》的签署无疑会从多方面影响跨大西洋关系的协调。由于拜登政府刚刚上任，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协调的力度和前景仍取决于美欧共识和矛盾问题。
第一，《协定》在经贸层面对跨大西洋对华政策造成冲击，使欧美协调更加困难，但欧盟内部决策是否具有一致性成为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欧美经贸关系存在长期结构性矛盾。一方面，美国出台的一系列经贸政策明显偏袒美企，贸易保护主义犹存，对欧洲有针对性的钢铝关税和对空中客车公司的惩罚性关税在短期内难以降低。另一方面，欧盟力推的数字税对美国互联网巨头不利，长达15年的航空补贴争端更是欧美结构性竞争关系的集中体现。由于欧美在经贸问题上矛盾重重，双方在涉华对话上缺乏基础，美国想协调欧洲跟进，但很难对欧洲作出让步，因而双方在经贸、投资领域的利益只能各表。美国对华搞技术“脱钩”或者“新冷战”将变得更加不容易，拉拢欧洲伙伴形成价值观同盟来应对中国崛起在某种程度上会受到制约。通过签署《协定》，中国展示高水平开放姿态，强调自由贸易和务实合作，本身就是对美欧跨大西洋协调应对中国的一种消解。
尽管双边协调美欧对华采取一致政策不易，美国却仍可以用单边主义这种成本较低、在国际关系领域较具破坏性的方式来影响中欧关系。美国对欧盟成员国的影响力仍然很大，可以用安全议题来“绑架”欧盟成员国的对华政策，迫使欧盟内部的中东欧国家等“安全依赖者”采取有利于美国的对华政策。预计美国将在《协定》批准阶段进行干预，推动欧盟部分中东欧成员国，如波兰、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等对美国和北约“安全需求”较大的国家以及原来对协议表示不满的国家来否决《协定》，积极消解支持与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国家的影响。欧盟内部缺乏统一立场为美国施加影响力提供了空间。因此，《协定》的前景还取决于欧盟是否有能力弥合成员国分歧和妥善应对美国的干预。
第二，《协定》在战略层面夯实了中欧经贸压舱石地位，提升了战略互信，中国在应对欧美联合制华上更加主动，对跨大西洋涉华合作提升了反塑能力，但中欧战略互信短板仍存。通过完成《协定》谈判，中欧之间加深了利益绑定，战略互信有所提升。中欧双方可积极利用大多边主义来消解美国推动的有限多边主义——建立民主和价值观同盟以排斥所谓“威权主义国家”的做法。中欧通过倡导多边主义和全球化，使美国对中美欧三边关系的塑造力下降，形成对美国行为的联合制衡，就有可能推动美国返回全球合作议程。通过《协定》谈判，中欧在气候变化、WTO改革、国企改革等重大议题上走近，开始突破跨大西洋涉华议题合作的封闭性，作为外在力量影响并且重塑跨大西洋关系协调进程。美欧合作已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声音，尤其是欧洲非常期待在更加广泛的多边主义基础上与中国协商，这会使美国排斥中国的影响变得更加困难。
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对跨大西洋对话的反塑能力仍然有限，主要是受制于中欧战略互信不足。近年来，中欧战略互信程度下降较快，2019年欧盟直接将中国定义为“体系性对手”和科技领域的“竞争对手”，同时欧洲民间舆论对华不友好感也有所上升。欧洲一些舆论认为，中国是《协定》最大的受益方，欧洲只是短期受益方，担心欧洲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与此同时，近年来中国对欧投资增长迅猛，欧盟出台了多项应对举措，包括《欧盟统一外资安全审查框架建议》《外国补贴白皮书》以及推行“竞争中立”等，在投资主体、投资内容和融资方式上对中国企业施加了全方位限制，对华安全防范力度加大，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对欧投资的信心。在《协定》谈判完成的情况下，欧盟上述法律能否解绑，解绑程度如何，都将影响双方执行《协定》的信心和力度。
第三，《协定》在地缘政治上消解了欧美合作的凝聚力，但欧洲战略自主程度和执行力是具有较大影响的变量。中美之间的合作与博弈助推了欧洲的战略自主倾向，部分消解了跨大西洋对话的效力。欧洲极力避免成为大国博弈的战场，努力成为博弈的参与者和桥梁，其战略自主意识不断提升。欧盟是中国和美国都极力拉拢的对象，其在不断增强战略自主意识的同时，努力提高在处理欧美关系时的主动性，利用中美博弈在对华关系中寻求更高要价。
在跨大西洋合作中，欧洲的战略自主既是绝对的，也是相对的、有条件的。绝对的原因在于美欧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且难以调和，不可能完全走到一起；相对主要体现在欧美斗而不破、关系紧密。尽管欧洲“战略独立”的愿望对大多数欧盟成员国具有吸引力，但安全上过度依赖美国的现实决定了其自主能力的局限性。欧盟共同安全和防务建设踯躅不前，硬实力不足，难以撑起战略自主的雄心。欧盟战略自主的脆弱性导致美欧之间“美主欧从”的结构性关系难有实质性改变，欧盟只能通过软实力展现有限的“硬实力”，比如单一市场力量、议程设定能力、欧盟的规范性影响等。然而，欧盟软实力的发挥离不开美国的支持，从而使得美国仍具有很大的能量来影响其对华政策。
结 论
在中美博弈背景下，欧盟加速调整内外政策，努力探索一条符合自身特色和利益的发展之路，其中“主动有为”仍是主基调。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解释欧盟对外政策时强调，未来美中战略竞争仍将是全球政治的主导趋势。在这方面，欧盟需要保持勇气，制定自己的应对办法。欧洲必须走自己的路，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行事，同时欧洲也希望与中国在一些全球问题上进行长期合作。中欧《协定》谈判的完成，某种程度上就是对欧盟上述政策立场的一个很好的诠释，意味着全球地缘政治深刻变动。在欧盟政策深刻调整背景下，中欧仍有很大合作空间，双方可以进行深度利益绑定并相向而行，共同应对全球不确定性，积极推动多边主义和全球贸易自由化。由此，中欧合作对跨大西洋涉华协调的塑造力和影响力将会提升，跨大西洋涉华合作的前景也将会因为中欧紧密合作而出现更多的对话、合作和共赢色彩。
3.美国发布贸易报告 经贸路线渐露
2021-04-02 09:06:02 经济参考报
美国最新公布的《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揭示了美国与其重要贸易伙伴之间在多个领域存在的重大贸易壁垒，并表示会为此而做出协商和斗争。分析显示，尽管美国试图修复特朗普时期与贸易伙伴在经贸关系方面的裂痕，进行更多合作，但在诸多领域的深刻分歧难以迅速解决。
贸易预估报告发表
当地时间3月3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这份长达570页的美国贸易年度报告，详细阐明了存在多项贸易壁垒，表示将以双边或多边方式来应对这些壁垒。报告提供了美国65个贸易伙伴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构成重大贸易壁垒的详细情况，表示将继续与严重的贸易壁垒做斗争。
美国贸易代表戴琦表示，这些贸易壁垒对美国出口商品和服务、投资以及电子商务的发展构成了障碍。这些障碍造成重大政策挑战，对美国未来的增长机会和全球经济的公平性产生了影响。
报告提及11个领域的重大贸易壁垒，包括关税、进口许可和海关壁垒等进口政策，技术性贸易壁垒、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补贴和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服务壁垒、阻碍数字贸易和电子商务的障碍、投资壁垒、竞争以及其他障碍。
路透社报道援引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将与外国政府就各种威胁美国出口商的问题进行接触，包括数字政策、农业贸易壁垒和技术壁垒。美国将继续对阻碍出口增长的做法采取强硬态度。
早在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就公布了拜登任内首个贸易议程报告，详细解释美国的贸易政策。拜登政府这项报告将贸易政策列为最高优先事项，称其是抗击新冠疫情、实现经济复苏的重要组成部分。
戴琦表示，本月初发布的总统贸易议程，概述了通过促进公平国际贸易体系、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以支持美国工薪家庭的明确愿景。《2021年贸易预估报告》指出了一系列重大挑战和优先事项，以指导拜登政府制定反映美国价值观和更好重建的贸易政策的努力。
美联社的报道称，报告肯定了上届政府与中国签订的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称其“建立了强有力的争端解决系统，可确保迅速有效地实施和执行。”
路透社报道称，报告对印度、韩国、越南和土耳其等国施加的数据限制、俄罗斯的软件需求、印尼数字产品关税、许多国家的本地含量要求、以及奥地利等国数字服务税收措施表示担忧。
美国贸易办公室还将在4月发布年度“301调查”报告，将涉及各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
面对多项经贸难题
拜登政府就任以来，在多个领域都对特朗普时期推行的政策进行了“纠偏”。
特朗普政府打响的关税战令美欧贸易摩擦不断。路透社报道称，美国的贸易伙伴一直在焦急地等待与戴琦会面，了解拜登将如何改变其贸易政策。
为了尽快修复欧美经贸关系，3月29日，戴琦与欧盟委员会执行副主席、竞争事务专员玛格丽特·韦斯塔格和西班牙工业贸易旅游大臣马罗托等人展开密集磋商，表示希望与欧盟发展“更加积极和富有成效的”贸易关系。双方讨论了美欧经贸合作的几大优先事务，包括气候变化及数字经济领域合作等。更早前，戴琦还与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讨论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关系，双方还同意利用贸易政策支持气候变化目标。
据报道，上任两周以来，戴琦已与近20名各国贸易官员进行磋商，密集游说盟友加入美国新政府的新经贸联盟。
不过，分析人士称，尽管美国正在展示与盟友进行更加密切的合作，美国的贸易政策依然强硬。美国与贸易伙伴在钢铝关税、数字服务税、航空等领域的关税摩擦并不会就此迅速平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3月26日宣布，根据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对英国、意大利、印度、西班牙、土耳其、奥地利6国的数字服务税发起调查，并试图解决与贸易伙伴们在数字服务税上的分歧，但是在达成共识之前，美国将对这些国家加收惩罚性关税，以报复他们对美企征收数字服务税的举动。
再早些时候的3月19日，美国裁定8国床垫反补贴税落定，公布了针对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越南、中国的反倾销税率。此次反倾销税税率的范围为2.22%-763.28%，具体税率根据国别、公司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3月初，美国商务部还裁定对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的普通合金铝板征收反倾销税，其中包括德国、韩国、印度和中国台湾地区。另外，还对来自4个国家的普通合金铝板征收反补贴税。美国对德国进口铝板征收反倾销税高达242.8%。最新报道显示，美国还在计划对从印度、巴林、土耳其进口的铝板征收反补贴税。
大国经贸摩擦加剧
目前看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对全球贸易的影响虽然小于预期，但并未根本性改变全球经贸摩擦的严峻局面。
世界贸易组织（WTO）3月31日在日内瓦发布的一份报告中表示，该组织已经将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幅度的预测提高到8%，创下2010年以来的最大增幅。
去年全球贸易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而萎缩了5.3%，但这一幅度明显低于2020年10月WTO预测的9.2%，因为去年下半年商品需求的激增抵消了疫情对于贸易造成的干扰因素。
不过WTO同时也表示，2022年的贸易增幅将会回落到4%左右，这将使得贸易总量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3月31日中国贸促会发布的2020年度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报告显示，过去的一年，全球经贸摩擦形势严峻。报告选取美国、欧盟、中国、日本、英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摩擦情况作为样本，进行定量指数计算和定性研究分析。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经贸摩擦指数总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印度、美国、英国和欧盟等国家和地区摩擦指数多居于高位，显示大国间竞争加剧，其他国家间经贸摩擦则相对平缓。
全球经贸摩擦指数发布了五类贸易措施的使用情况，包括进出口关税措施、贸易救济措施、技术性贸易措施、进出口限制措施和其他限制性措施。数据显示，2020年，20个国家和地区共计发布措施3497项，月均291.4项。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因其更具“隐蔽性”以及更“不易监督”和“难以预测性”成为最常发布的措施类型；贸易救济措施和进出口关税措施分别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和发展中国家较常使用的措施类型。
从国家分布情况来看，美国位居榜首，全年共发布措施624项，占比达到17.8%，巴西和欧盟以510项和466项分列第二、三位。
信息来源：经济参考报
3.首次接受中国媒体专访 WTO总干事都说了啥？
来源：商务部网站---2021-04-02 15:53:28 央视新闻客户端
作为世贸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位女性总干事，也是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奥孔乔-伊韦阿拉有怎样的特殊经历？
世贸组织面临多重挑战，奥孔乔-伊韦阿拉将如何应对？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她对中国发挥的作用又有怎样的期待？
3月1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职位在持续半年多“真空”状态后，终于迎来了“掌门人”——奥孔乔-伊韦阿拉。
她的上任，开创了世贸组织自1995年成立以来的两个“首次”：她是历史上首位来自非洲的总干事，也是首位女性总干事。
3月31日，奥孔乔-伊韦阿拉在瑞士日内瓦世贸组织总部接受了总台记者的独家专访，这也是她自3月1日上任以来首次接受中国媒体采访。
“有能力的谈判者”
“高效的共识建立者”
奥孔乔-伊韦阿拉现年66岁，出生于尼日利亚的一个学者家庭。在1967至1970年国家动荡时期，她的父母在冲突中失去了所有积蓄，让她深刻地理解何为贫穷。
1976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奥孔乔-伊韦阿拉逐步成长为国际金融专家、经济学家和国际发展事务专家，国际组织管理经验丰富。她曾在世界银行工作25年，担任过常务副行长。其间，因带头发起多项援助低收入国家的举措而受到赞誉。
她还担任过全球疫苗免疫联盟主席。新冠疫情期间，她作为非洲联盟特使，负责调动国际资金支持抗疫行动，被誉为“有能力的谈判者”和“高效的共识建立者”。
但让奥孔乔-伊韦阿拉真正引以为豪的可能要属她在尼日利亚宏观经济、金融等领域实施的多项改革。她分别于2003年至2006年、2011年至2015年两度出任尼日利亚财政部长，还于2006年任尼日利亚外交部长。作为该国首位女财长、女外长，她展现出了高明的谈判技巧和改革魄力。
3月1日，奥孔乔-伊韦阿拉发表就任致辞时表示，她将把自己“所有的知识、热情、经验和坚持不懈”带到总干事的工作中，并将致力于改革世贸组织和取得切实成果。
总台记者专访WTO首位非洲裔女性总干事
- 专访时间 -
记者：作为首位非洲裔女性总干事，您已经创造了历史。
奥孔乔-伊韦阿拉：是的，我认为选举我的世贸组织成员创造了历史，他们选举了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洲人。就像我一直说的那样，我很荣幸能够成为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的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非洲人。但是最重要的是当选人能够胜任这个工作。我很高兴他们对我有信心，认为我可以胜任。
记者：世贸组织刚刚发布了对于世界贸易的预测。在过去一年中新冠疫情对世界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您之前也提到疫苗会使整个世界都更安全。您认为这些国家应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来迅速恢复到正常状态？
奥孔乔-伊韦阿拉：世界贸易在2021年的恢复表现超过我们的预期，增长率达到8％。我们预计贸易在2022年的增长率将达到4％。多种原因促成了贸易增长，各国政府推出大量财政刺激措施，迅速做出反应，有助于提升全球经济表现，并避免了在疫情初期出现的大幅经济衰退。通过为企业提供流动性，并为消费者提供资金可以促进贸易复苏。
另外在疫苗方面，疫苗的研发比以往快得多，这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希望。全球供应链也非常有韧性。我们能够运送包括疫苗在内的医疗物资。这也是贸易恢复的一部分。我认为政府推出的最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就是向所有人提供疫苗，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向本国公民提供疫苗。因为只有各国人民都注射了疫苗，世界才能安全。我认为富有和贫穷的人都应该有接受疫苗的机会。这是所有政府都应该奉行的政策。
“入世”20周年
伊韦阿拉对中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20年，中国“入世”无论对中国对外开放进程还是世界经济全球化历程，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接近30%，关税总水平从15.3%大幅降至7.5%以下，远低于入世承诺的10%，更低于其他主要新兴经济体。货物进口额年均增长率超过两位数，在华设立的外资企业超过100万家。
20年来，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资吸收国。
这20年，既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的20年，也是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共享机遇、共同成长的20年。世贸组织前总干事拉米在内的很多专家和官员都曾给中国“入世”答卷打出高分。
对于奥孔乔-伊韦阿拉担任世贸组织总干事，中国商务部曾表示这是众望所归，并表示将以实际行动支持她开展工作，而奥孔乔-伊韦阿拉也对中国发挥作用寄予厚望。
- 专访时间 -
记者：您认为中国在世界多边贸易体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奥孔乔-伊韦阿拉：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占世界贸易的25％。中国的贸易进出口量都非常大。因此，中国的贸易恢复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中国的经济恢复速度很快。中国快速出台措施，经济迅速反弹，预期经济增长率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扮演了经济和贸易增长的引擎，对世界非常重要。因此，中国在世贸组织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是世贸组织最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发挥了积极作用。当然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都面临一些贸易问题。世贸组织的其他成员国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表达了他们的关切，中国在与世贸组织的一些成员国进行贸易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关切。但是总体来说，我认为中国扮演了非常积极和重要的作用。
我认为促进中国经济恢复并维持增长的政策对世界都有利。中国继续确保其经济运转并保持合理的增长水平，中国的经济增长率恢复到6％，这对世界其他地区都是好消息。
记者：所以您对中国今年的经济表现寄予了厚望？
奥孔乔-伊韦阿拉：绝对。世界各地的经济增长表现出现了分化，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所说的那样，世界不同地区的发展出现了分化。在贸易中也出现了分化，亚洲国家的进出口恢复较快，而拉丁美洲和非洲则较为落后。我不希望这种分化长期存在，因为需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才能维持全球复苏。
世贸组织处境艰难
面临多重挑战
2020年，是世贸组织25岁生日。按照世贸组织官员的说法，这本该是个“抓住内在含义”、迈向强壮成熟的年龄，然而这个“壮小伙”却不断遇到“成长的烦恼”，面临着多重困
